黑漆大門內，一條鵝卵石小路逶迤西去。兩側，分別是濃蔭蔽日的大樹和在微風中搖曳的成片修竹。小路盡頭，便是向往已久、翠綠掩映的小天井角落里的青藤和因之命名的青藤書屋。
　　 踩著枝葉間灑下的碎金般的陽光，我走進了這里曾經的主人——徐渭出生和讀書的空間。
　　 徐渭，字文長，與解縉、楊慎并稱為明代三大才子。他在詩文、戲劇、書畫等各方面都獨樹一幟，給當時及后世以深遠影響。
　　 徐渭熟悉兵法，好用奇計。他給總督胡宗憲出謀劃策，擒獲海盜，大破倭寇，為平定東南做出了貢獻。這，也是青藤書屋作為紹興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 然而，不世之才并沒給徐渭帶來好運。他郁郁不得志，晚年更是饑寒交迫，靠賣字畫糊口，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。徐渭事跡陳列室里有一幅圖，畫的正是那時的情形：破敗的草屋和衣衫襤褸的老者，上題徐渭詩“幾間東倒西歪屋，一個南腔北調人”。這句詩反映了徐渭的窮困潦倒，也道出了他為世所不容的緣由。
　　 徐渭生性耿介，剛正不阿，不喜結交權貴，后者向他討幅畫也被拒絕。他視根深蒂固的潛規(guī)則為無物，自然得不到重用，更甭說破格提拔了。為了表明不流于俗的心跡，寫了塊“一塵不到”的書法，至今仍懸掛于書房，以為匾。最要命的，是他不拘禮法，與朝廷的取士政策和輿論導向對著干。
　　 他參加科舉考試，卻討厭規(guī)行矩步而陰沉死板的八股文，只管顯露個性，張揚情感。對一些從科舉出身而無真才實學的官僚嗤之以鼻。凡此種種，結果可想而知。換言之，他堵死了這條像他這樣的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。終于，他受迫成狂，坐牢七年，九次自殺，風燭殘年，十分凄慘。
　　 可悲的是，這絕非個案。
　　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，無論哪朝哪代，不合時宜的人永遠入不了主流社會。本事再大，也難逃被埋沒被遺棄的命運。所以，東晉的左思嘆道：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人才與庸才，君子與小人，淑女與娼妓，統(tǒng)治者寧要后者，也不要前者。誰能說，絕頂聰明的他不懂這個道理？
　　 屢試不售，前途無望，對孤傲自許、雄心勃勃的徐渭無疑是沉重的打擊。他暮年寫《自作畸譜》，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杜甫《早朝》詩句——“雞鳴紫陌曙光寒”，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。
　　 徐渭一生坎坷，非一般落魄文人可比。不過，徐渭身后，他的“價值”逐漸為人們所認識，其《墨葡萄圖》等畫作被當作國寶收藏于故宮博物院。同樣的，居以人貴。當年破敗的草屋鳥槍換炮，變成了粉墻黛瓦、寬敞明亮的華堂。以現(xiàn)在的標準衡量，主人身價不下于千萬元級，哪里犯得著靠賣字畫糊口。
　　 獲此殊榮，且“被”富得流油，再瞧瞧“被”習以為常甚而麻木不仁的蕓蕓眾生來觀看，徐渭若泉下有知，將作何感想？所幸，青藤書屋歷經四百多年，數(shù)度變遷，雖曾荒蕪，但方池、石欄、題刻、楹聯(lián)，徐渭親筆所題“一塵不到”匾，名士陳洪綬書寫的“青藤書屋”匾，都保存了下來，不至于完全忽悠在當下愈演愈烈的假古董的風潮里。
　　 的確是留住了古董之靈魂，也是最富魅力之所在。
　　 我寧愿呆在破敗不堪的草屋里，聞著濕濕的霉味，在冥冥中與徐渭海闊天空，把酒言歡，零距離體會他原本的生活。
　　 生前身后兩重天，不是徐渭的專利。翻開歷史，相同或類似的事例比比皆是。扭曲的價值觀大行其道，豈止是統(tǒng)治者的昏聵，它更多的折射出封建專制制度與生俱來的野蠻和反動。哪一天，徐渭式的悲劇少而又少，乃至完全消失，社會就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　　 我佇立于小天井角落里的青藤之前，一任思緒飛揚。
　　 風來有聲，虬枝微顫，我仿佛聽到徐渭醉后無奈而憤恨地喊叫：“筆底明珠無處賣，閑拋閑擲野藤中！”
　　 復舊，而不粉飾，這是我們最正確的對待古人的態(tài)度，我喜歡從古樸的顏色里，找到古人留下的蛛絲馬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