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著名思想家、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先驅(qū)李卓吾先生墓，現(xiàn)在北京市通州區(qū)西海子公園葫蘆湖北岸東側(cè)，其墓地在通州三處兩遷，現(xiàn)墓地僅剩下兩樣明代遺存，一個是墓冢中李卓吾的骸骨，一個就是仍矗立在其墓冢前的一通墓碑。墓碑背陰刊文已模糊不清，碑陽“李卓吾先生墓”幾個大字仍遒勁悲壯，其落款是“焦竑題”三字。
　　 焦竑何許人也？李卓吾生前與他有什么關(guān)系？李卓吾開罪朝廷自剄獄中，時人避之猶恐不及，這個焦竑怎么還敢為他題寫墓碑？
　　 焦竑是李卓吾生前結(jié)交的第一個知己，也是他認定最要好的生死之交。李卓吾生前名滿天下，與之交往過的人難以計數(shù)，要好的朋友也可羅列上百，但稱得上生死之交者不過三四人，而這三四人中若只選一個，那可能還是焦竑。李卓吾死前曾立下遺囑：“墓前立一石碑，題曰：‘李卓吾先生之墓’。字四尺大，可托焦漪園書之，想彼亦必無吝?！边@焦漪園就是焦竑。
　　 李卓吾遺囑墓碑題字單選焦竑，猜此人一定字寫得好，此外二人還一定是好朋友，否則“想彼亦必無吝”難說。事實上呢？這兩樣焦竑確實都當?shù)闷?，焦竑是明代博學大家，書法也很有名，尤其擅長行書；他又是李卓吾最要好的朋友，李卓吾一生以友為命，焦竑更是他念念不忘的知己，兩人密切交往長達三十多年。
　　 李卓吾與焦竑都是晚明著名人物，兩個人又是至交，但研究這兩個人的歷史資料，卻找不到他們結(jié)識的具體時間、地點，或者他們都更重視知己的實質(zhì)。有關(guān)于此的考證，只能從兩人留下的文字里大致推斷，一人是記述了大體時間，一人說明了大概地點，兩相印證應是隆慶三年（1569）或四年（1570），兩人在北京結(jié)識。這一年焦竑趕考來北京，李卓吾在北京禮部司務任上，李因久慕焦竑學識，主動邀約或叩門一見。之前二人是否有過消息往來不得而知，反正一見如故從此成為知己，友誼維系一生。
　　 李卓吾曾應邀為焦竑父親八十壽誕作序，其中有云：“余至京師，即聞白下（南京一區(qū)之名）有焦弱侯其人矣；又三年，始識侯?！崩钭课岬诙蔚奖本┤味Y部司務職，時間是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秋，第二年即為隆慶元年（1567），這“又三年”以整年計，時間就應該是隆慶三年或四年（四年可能性更大，因五年（1571）有會試，焦竑可能提前到京），但地點沒有明說。焦竑也有詩記述二人初見事，或正好可以補充，詩中“中原一顧盼”句點明了初見地點?！爸性钡牡乩砀拍詈w很廣，可以指河南，也可泛指長江以北長城以南包括北京，但不可能指南京，南京已屬江南，無論如何不能稱中原。當時焦竑家在南京，李卓吾在北京，這“中原”應該就是北京了，無緣無故兩個人沒可能到第三個地方去約會。焦竑來京最可能是應試，二人初交因此偶然。
　　 其時李卓吾已進入王學殿堂正在癡迷，在北京學界開始小有名氣，因此交往日廣。北京是當時學術(shù)中心，了然全國范圍的學術(shù)消息，留都南京作為當時學術(shù)副中心，出了一位少年才子，北京學界也必知名，李卓吾因此先知焦竑。
　　 焦竑（1540—1620），字弱侯，號漪園，又號澹園等，祖籍山東日照。其高祖焦朔明初自日照從朱元璋起義，以戰(zhàn)功入編親兵被授世襲旗手衛(wèi)副千戶，屯守京畿，落戶南京。傳說焦朔雖是武將，卻勤奮向?qū)W，一次太祖巡視，見其正研讀兵書，故嘉獎之，賜名焦庸，以勵其向?qū)W和再建功名。這是焦氏一族祖上榮光，其后人因此更加勤奮向?qū)W，血緣沉積至焦竑中得狀元終成一代巨儒。焦竑后來回憶說：“某自髫發(fā)憤問學，豈第為世俗梯榮計，實吾父督甚嚴，不忍怠棄，欲因之稍稍樹立，不愧家聲耳?！保ń垢f《與日照宗人書》）可見朱元璋為其先祖賜名，對這個家族產(chǎn)生了多么大的勵志效果，向?qū)W已成為其家族傳統(tǒng)。
　　 焦竑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生于南京，自幼聰穎好學，16歲中秀才，已很大名氣，后又師從南京御史督學耿定向，被乃師任為學子首席（相當于班長），學問大進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焦竑鄉(xiāng)試中舉，才名遠著，但此后卻考運蹉跎、屢試不第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此子涉獵太廣，又溺于學問究竟，如此有利于學，卻不利于科考。
　　 一般人感覺，焦竑似不是非常有名，但其實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家，涉獵之廣著述之豐，其前其后鮮有能與之比肩者。焦竑在史學、金石文字學、考據(jù)學、文獻目錄學、印刷出版、哲學、道學、佛學、儒學等等諸多領(lǐng)域都有建樹，說得更夸張一些，但凡文人墨客可能會的他都有涉獵且有相當造詣。如此自然會分散精力，單論某項很難突出。此外他還凡事都愛追問究竟，據(jù)說做生員時還質(zhì)疑（請教）過羅汝芳，羅是當時心學大家，但談論學問焦竑只以是非。
　　 這般深究致理，自然不利于科舉，應付科考，一些陳詞濫調(diào)的八股文已經(jīng)足夠，這一點上他不如李卓吾來得聰明（李卓吾靠背誦五百篇八股范文中舉）。當然，焦竑的目標要比李卓吾遠大，若同樣止于舉人，焦竑的運氣一點都不比李卓吾差。焦竑這種狀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“好學生”，也不是不愛學習的“壞學生”，這樣為學可成大器，但大器只能晚成，事實上他也是快五十歲才考中進士，但不中是不中，一中就是個狀元郎。
　　 李卓吾知其名時，焦竑才二十六七歲，二人初見時焦竑也不到30歲，在學子圈中只能算后生晚輩。焦竑比李卓吾小逾一輪，但在當時學界名氣卻比李卓吾還大。好在這二人結(jié)識不以虛名，更因為彼此觀點相近且情投意合。
　　 認識焦竑之前，李卓吾雖然落魄卻性格執(zhí)拗桀驁不馴，是以一直沒有知己朋友，上任北京禮部司務前，其在河南輝縣白云山中，雖短暫交往鄧石陽及號稱“白云六友”的幾位文友，實也不過是舞文弄墨的一幫“文藝青年”，那時李卓吾還沒有接觸到心學。癡迷心學后，李卓吾又交往過幾位學問前輩，如徐用檢、李逢陽等，但道義上是前輩，也談不上知己，焦竑則是先聞其名后識其面，一見如故遂成為忘年之交。
　　 記述初見情形，李卓吾自述：“夫不詣則已，詣則必耳，乃為冥契也?！保ɡ钭课帷秹劢固纷鹞毯笄酥热A誕序》）大贊焦竑才情與見識。終李卓吾一生，對小自己的焦竑都以師、兄相敬贊譽有加。這沒有絲毫虛偽客套，論學識建樹，焦竑確實不在李卓吾之下，李卓吾晚年著《九正易因》，許多地方還得焦竑啟迪，二人互為師友，確實堪稱“冥契”；焦竑寫詩記述二人交往：“中原一顧盼，千秋成相知，相知千古難，千秋一嘉遇。而我狂簡姿，得蒙英達顧，肝膽一以披，行跡非所鶩?！保ń垢f《澹園集?送李比部》）可見二人交往的確是超越世俗虛禮的精神默契。
　　 李卓吾一生所做學問，如概括就是“求真”二字，焦竑的性格則有武將家族遺風，那就是“直率”，這真與直不盡相同，雙方卻一拍即合。
　　 焦竑曾談其父性格：“為人伉直，不以一言欺人，亦不疑人欺之，心事如直繩，可一飲而盡?！保ā督故瞎P承續(xù)集?支談?上》）這個性格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，同一文論及“唐疏宋注”（包括朱熹《傳》《注》）時，焦竑直言：“漢宋諸儒之所疏，其糟粕也！今疏其糟粕，則俎豆之；疏其精，則斥之，其亦不通于理矣?！彼詾椤疤剖杷巫?，錮我聰明……”論及為學之法，焦竑道：“學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，從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，方成真受用，何止甘心死人腳下？”（焦竑《焦氏筆承》）用不著引證太多，焦竑直人快語，學識見解與李卓吾不謀而合。但性格如此張揚，學問又求深求廣，科考遲遲不中就更在情理之中了。
　　 北京初見，李卓吾與焦竑交往時日很短，但兩人一見如故互認知己，從此保持了終生密切關(guān)系和友誼，一如劉關(guān)張?zhí)覉@一拜，一頭磕下去就是一輩子。人生要成就一些大事，非得有三兩個知己不可，李卓吾自此得焦竑精神與現(xiàn)實助力，雖最終未能托得生死，受益也是頗多的。北京初識奠定了二人一生友誼的堅實基礎(chǔ)，不久后南京數(shù)年常相聚首深入交流，更使二人的友誼鞏固像一塊磐石。
　　 隆慶五年，李卓吾北京禮部司務任職期滿，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，竟官場轉(zhuǎn)運被破格擢升為從五品南京刑部員外郎，官職一下子提高了幾個品階。
　　 這次升遷讓李卓吾喜出望外：官職高了，俸祿自然也會多一些，這樣自己就可以擺脫長期以來的生存窘迫了（此時李卓吾遠沒有淡泊名利，且功名欲直到最后他也未曾超越，這更決定于儒學入世的基本狀態(tài)）。
　　 這已是李卓吾第二次來南京做官了（第一次是河南輝縣教諭任滿，遷從八品南京國子監(jiān)博士，上任兩個多月還沒安定，就接到父喪訃告，離職回家丁憂守制去了），這一次比上次大不相同，李卓吾官階高了，學術(shù)上也有了點名氣，感覺自揚眉吐氣……
　　 比這些更讓李卓吾欣喜的，還是此時南京有他的朋友，比如李卓吾調(diào)任南京之前，其問道心學的接引人李逢陽先已由北京調(diào)任南京。當然，更讓他興奮的還是知己好友焦竑就是南京人，從此他們就可以常相聚首了。
　　 果然，李卓吾剛一入城，焦竑就來探望，自此二人“朝夕促膝，窮詣彼此實際”（《續(xù)焚書?卷二?序匯》）。此次相聚是李卓吾與焦竑第一次長時間相處，兩人交往非常密切，沒有發(fā)生任何摩擦或不愉快。
　　 這首先是因為兩人性格合拍。一般人與人交往需要保持一定距離，否則會出現(xiàn)“刺猬效應”，這二人卻是一“真”一“直”，性格相似又不相同，耦合一起恰到好處；其次是二人觀念上真的投機，思想交流越多，兩個人越是發(fā)現(xiàn)彼此很多不謀而合處，探討越深入越投機，情誼自然也愈加深厚。俗話說“人生難得遇知己”，李卓吾和焦竑卻很幸運，兩人一見如故以為“冥契”，深入了解又果然知心，真可謂有緣有分；再次是兩個人奮斗方向和目標不盡相同，一個專求人生大學問，一個涉獵廣泛卻執(zhí)著科考，彼此互補而不沖突；最后是二人交往之初，怎么說也不太深入，期間也沒有發(fā)生大的事情，這些都是兩個人關(guān)系親密，卻沒有出現(xiàn)矛盾與隔閡的原因。
　　 焦竑是南京土著，又是享譽一方的青年才俊，在南京學術(shù)界有廣泛的人脈關(guān)系，其師耿定向是當時東南學界領(lǐng)袖人物，名師高徒更如虎添翼。不過耿定向雖屬心學一脈，卻又同時篤信傳統(tǒng)儒學，焦竑在學術(shù)觀點上則希望打破傳統(tǒng)，進一步發(fā)展心學，是以他和李卓吾觀點更多契合。李卓吾在北京既已融入學界，來南京后更擴大了交往，其中自然有焦竑助力：當時心學泰州學派幾位泰山北斗級高人、如王畿、羅汝芳等正在南京，李卓吾得以拜訪請教，這中間是否有焦竑引薦不得而知（焦竑也算是羅汝芳弟子）。
　　 李卓吾在南京還結(jié)識了他人生的第二個知己好友耿定理。
　　 耿定理是耿定向二弟，其以兄為師，但學術(shù)觀點上也是心學一脈，且其在佛學上更有相當造詣，并與李卓吾一樣主張“以佛釋儒”，是以結(jié)識李卓吾后走得很近。這個關(guān)系中顯然也有焦竑的影子，不用說焦竑也起了一定作用。
　　 李卓吾第二次到南京時，學問上已有相當基礎(chǔ)，有了一定的觀點見識，但還說不上有多高層次。到南京后他深入心學泰州學派腹地，得其要旨，學問上越來越廣博，見識上也越來越深刻，自然名氣也越來越大。
　　 如果說在北京時李卓吾已進入心學殿堂，到南京后他更是確定了學術(shù)方向，觀點更深刻也有了更多創(chuàng)見，終成為心學泰州學派的骨干一員。李卓吾與焦竑成為知己，心學是一個重要媒介，兩人在學問上的交流不止心學，但顯然這方面交流最多也最深入。不過焦竑在學術(shù)上涉獵更廣，心學在他而言只是其中之一，這個時候他主要精力都放在科考上，與李卓吾的交往更多屬于朋友層面。
　　 李卓吾這一次任職南京有六年時間，這六年他與焦竑往來密切，雙方不僅在學術(shù)上廣泛交流，彼此的交情也更加深厚。南京留下過兩個人生活中很多故事，諸如一同安排出身貧賤卻一心向?qū)W的周安出家。焦竑為之別立庵院，李卓吾則為庵院題名，周安自此號定林，成為焦李二人終生摯友，并最終為替焦竑到黃安去探望李卓吾客死他鄉(xiāng)，真情高義感天動地（事見李卓吾《定林庵記》）！
　　 在李卓吾與焦竑一生交往中，此次南京交往時間最長，關(guān)系也特別密切，但二人之間沒有大事發(fā)生，自也沒有發(fā)生問題，故不需過多敘述。
　　 李卓吾與焦竑交往的軌跡，更像是兩條平行線，不交叉又難分開，他們志趣相投，道路卻并不一致，志同而道不合，這反而有利于保持友誼。常言說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一般是指道路相同，但觀點上存在分歧，焦李二人卻狀況相反，效果竟也一樣。
　　 這一時期，盡管焦竑在科考上一直非常努力，但“文曲星”的光芒卻遲遲沒能照到他的頭上。他孜孜以求一如既往，他涉獵廣泛和究問致理的習慣也始終如一。李卓吾的狀況就不同了，這次南京任職期間，李卓吾在學問上突飛猛進，除了直接深入心學泰州學派，他還研究起佛學和道學，尤其對《老子》的研究卓有成效，《子由解老序》正是著于此時。李卓吾研究佛學、道學，目的在于以它們?yōu)槭侄谓庾x心學，這一點他自己卻沒有明確認知，以至于常常迷惘在手段里，一會兒崇道，一會兒崇佛，但不管怎樣，他都在從佛學和道學中汲取營養(yǎng)，這使他在思想上認識更為深刻，漸漸進入了當時學術(shù)高層。